一篇最新发表的关于禽流感研究的科学论文，再次触动了科学家、政府和公众敏感的神经。

　　4月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文简称CDC）、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题为《H5N1病毒在中国很可能是有限人传人》（probable limited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of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A （H 5N 1）virus in China）的文章，署名作者包括CDC主任王宇及病毒所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等。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对去年12月感染禽流感病毒的一位父亲的医学测试表明，他很有可能是从自己的儿子那里感染了病毒。患病儿子发病前6天去过一个活禽市场；而这名父亲被感染，可能是密切接触了儿子和污染物。文章的结论是，“有限的、非持续性的人与人之间H5N1的病毒传播可能发生在这一家庭集簇病例之间”。

　　尽管科学家作出的仅仅是“可能”的判断，但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公开承认中国内地很可能已经出现禽流感的有限人际传播。而一旦被认定禽流感病毒存在人际传播，就意味着H5N1病毒变异导致禽流感大暴发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因此，报告一出，旋即引起有关各方的强烈关注。

　　仅仅3天之后，卫生部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对病毒基因序列的研究结果显示，从两病例呼吸道标本中分离的两株病毒基因序列几乎完全一样。同时，研究表明，两株病毒基因序列的所有关键位点仍是禽源的，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流行病学和生物学的确切证据。”

　　作为CDC病毒所流感中心的主任，舒跃龙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显得十分谨慎：“这需要办公室那边同意。”办公室则解释，“这需要领导审批”。

　　一个原本尚存众多谜团的科学话题，欲说还休之下，越发扑朔迷离。

　　一再被更新的统计数据

　　2007年12月2日凌晨，江苏患者24岁的陆侃被确诊为人禽流感，并在3个多小时后去世。

　　两天后，世界卫生组织（下文简称WHO）网站重新公布了《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人禽流感疫情统计》。表格中与中国有关的数据，在稳定了整整半年之后做了更新，2007年中国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数由“3”变成“4”，死亡人数则由“2”变成“3”，两项分别增加的那个统计数据“1”，就是陆侃。

　　5天之后的12月9日，数据再次被更新，2007年中国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数由“4”变成“5”，这次增加的数据“1”，是陆侃的父亲，他在儿子离世3天后被确诊患了同样的病。

　　“我邮箱里当天就收到了这些数据。”病毒学专家、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所在的实验室，是WHO在全球的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WHO会定期及时给他们发送这些数据。

　　自2005年11月17日，WHO的统计数据表格里出现中国一栏开始，伴随着人们对禽流感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认识，管轶所收到的数据也在不断修正。

　　2005年12月22日，年仅9岁的湖南孩子贺俊尧，双手接过WHO西太平洋地区主任尾身茂送过来的礼物。贺俊尧在11月16日被认定是中国首例人禽流感患者。与他一起发病的12岁的姐姐，在10月17日去世时，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死后一个月才被确诊为人禽流感。管轶收到的第一组有关中国内地的病例数据，就来源于湖南这姐弟俩。

　　但时间仅过去半年，这个“第一”便被修正。2006年6月22日，8位中国科学家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在2003年11月被怀疑死于非典型肺炎（SARS）的一位患者的组织样品中，没有发现SARS病毒，而是鉴别出了H5N1禽流感病毒。8月8日,统计数据里中国一栏，2003年的数据被更正，两个“0”被换成了两个“1”。

　　这些不断被更新的数据，对十余年来致力于禽流感研究的管轶来说，已不再敏感；但对老陆来说，死亡人数一栏里未被增加上去的数据“1”，则意味着自己的一条生命，意味着不幸之中的万幸。所以，忍受着丧子之痛的他，还是面带微笑在病房里打出V字手势，并在12月25日出院那天，对“政府的关心、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和悉心照顾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对管轶和舒跃龙这样的研究人员来说，相比数字的增加，他们更关注的是，这前后两个统计数据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即便将人暴露在禽流感环境里面，感染的几率也只有百万分之一”

　　禽流感病毒究竟能不能“人传人”，不仅是普通公众最为担心的话题，也是科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

　　1997年，香港发生3例人禽流感病例时，管轶曾参与当时的研究，检测发现与2名患者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抗体增高，表现出了轻度感染的症状，但没有发病。

　　去年9月28日，汕头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病理系主任顾江在《柳叶刀》上发表了自己通过医学解剖获得的研究结论。在对2006年年初安徽一24岁怀孕女性病例的解剖中，他所带领的团队发现，禽流感病毒不光感染肺部还感染脑部神经细胞、淋巴细胞、气管细胞、消化道、肠道和胎盘，并且在4个月大胎儿的肺部、免疫系统的循环细胞以及肝细胞中都发现了H5N1病毒遗传物质和抗原。

　　顾江认为，虽然母婴是一体的，但4个月胎儿的基因型、血型都跟母亲不一样，因为胎儿不可能接触到任何外部的传染源，这为病毒完全有感染到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而在国际上，早在2006年5月初，印度尼西亚曾出现一个农村家庭8人感染、7人死亡的人数最多的聚发案例，其“源头病例”是一名37岁妇女，其余7人均为该妇女的直系亲人，曾与他们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则未受感染。但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人际传播的病例。

　　直到2007年6月4日，一名印尼男子被其10岁的儿子传染禽流感而死亡，才成为首个被证实的人传人病例。

　　就在陆侃的父亲出院第三天，WHO在2007年12月27日确认，在巴基斯坦发现有家庭成员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感染了H5N1型禽流感病毒。11月23日死亡的患者被确认因和其感染禽流感的兄弟亲密接触而被传染。

　　迄今，在世界卫生组织所统计的381例人禽流感病例里,有四分之一是家庭聚发（两人以上感染）病例。

　　针对外界“禽流感可能人传人”的担心，CDC在4月23日发给记者的资料中解释，“尚无证据显示禽流感H5N1病毒具有了在人与人之间有效、持续传播的能力”。

　　顾江对这种判断表示认可。他解释，上述这些“人传人”都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并非持续性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对大多数人来说，被传染的几率很小。在目前的病例之间大都存在一个相似点，即感染与被感染者之间除密切接触外，还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则很难被感染。原因是什么，科学家至今并不清楚。

　　管轶甚至认为，即便将人暴露在禽流感环境里面，“感染的几率也只有百万分之一”。更何况目前还没到别人一咳嗽，通过呼吸就能得病的地步，并没有造成流行即“有效、持续传播”的趋势。所以，不必反应过度，更不必恐慌。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管、顾二人担心的，是禽流感可怕的高死亡率和可能发生的病毒变异。曾经让国人胆战心惊的SARS，死亡率仅为10％左右。而禽流感的感染人群主要是年轻人，病程短而且发展更快。

　　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被感染？从事病理学研究的顾江认为，禽流感病毒造成病变和损伤很可能是免疫系统过度反应造成的。病毒对身体组织的杀伤，一小部分是由病毒本身造成的，而肺脏及其他组织的损伤，都是由一些连锁反应造成的。年轻人免疫系统反应比较强烈，容易过度反应，从而造成自己的身体损伤，所以病毒对年轻人的杀伤力更强。而老年人的免疫系统相对迟钝，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而另一种可能是，岁数越大的人，对禽流感病毒有越强的免疫力。

　　尚未解决的科学难题

　　顾江之所以对“人传人”的判断如此笃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所获取的第一手医学解剖证据。通过解剖标本，研究人员可以观察患者哪个细胞被感染，感染的程度，细胞因子的变化等等。

　　不过，可惜的是，2003年至今世界范围内因禽流感死亡的共有240个病例，因宗教等各种原因，只有9例做过尸体解剖，其中包括中国内地的两例。

　　虽然相关部门有明文规定，因禽流感死亡的病人必须做尸体解剖，但这个规定执行得并不得力，20例死者中也只解剖了2006年年初死去的两例。这两例都是由顾江和他北京大学的同事高子芬教授所带领的团队解剖的。有些死者很快就被烧掉了，有些死者家属不同意就不执行。而因为担心尸体解剖污染环境、传播病毒等，一般当地人也不愿意做。“这些都让医学解剖变得困难。”顾江说。

　　有关禽流感，没有解决的难题还有很多。比如禽流感病毒的易感性，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有30例人禽流感，但具体是哪种基因、哪种表现型容易感染，现在还不知道。而病毒与人之间的相互易感性，不仅在禽流感研究中没搞清楚，其它病毒研究也没搞清楚。

　　在江苏陆氏父子的案例中，在感染了H5N1病毒的儿子病重期间，他的母亲和女朋友也有大量未经保护的接触，其中还包括接吻，而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并没有很好地解释母亲和女友没有被传染的原因。

　　从病理学方向研究禽流感五年的顾江很困惑，从分子流行病学方向研究禽流感十余年的管轶也同样困惑。但有一点他们可以肯定，大家怕的“人传人”不是目前这种“人传人”，而是像SARS那样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等很容易传给另外一个人，引发大流行的“人传人”。

　　尽管管轶一再强调有关禽流感传播的分子生物学基础科学家也不知道，是一个知识的空白点，禽流感在社区传播也尚未发现，但这些年来，“大暴发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谁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禽流感病毒会突然变异，谁也不敢拿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性命做赌注，而WHO每年都会做禽流感大暴发的准备，以防万一。

　　目前，研究人员在做的，多是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是病毒的变异，每次都会把病毒拿出来测序，看变到哪种程度。其次是研究病毒和受体之间的关系，看病毒和受体之间怎样形成作用。第三是研究发病机制，看病毒进入细胞以后怎样杀死这个细胞，是病毒直接杀死的，还是通过免疫反应产生细胞因子等间接地杀伤。

　　“三个方面目前都有一些线索，但都不是很清楚”。顾江说。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诊断技术的提高，确诊禽流感的时间被大大缩短，以往一个病例需要两天才能确诊，现在“三四个小时就能搞定”。而禽流感的死亡率跟治疗的早晚，抗病毒药用的程度密切相关。越南人禽流感患者死亡率原来比较高，现在因为用药准确、治疗时间早，死亡率有所下降。

　　收集分析每周香港禽流感疫情的检测数据，正是管轶的一项日常研究工作。他介绍，政府及时公布疫情信息和定期提供检测数据，一旦有疫情发生则及时发出预警，不仅让香港，也让德、日、韩等发达国家受益。他们一度曾遭受禽流感袭击，但当禽流感再次发生时，就再未出现人禽流感病例。

　　“如果从病源上控制得好的话，人禽流感就会消失。”管轶认为，之所以一再有人被感染，常常是因为病毒在家禽中不能得到彻底根治。

　　有科学家认为，如果H5N1病毒在禽类中广泛、不加控制的传播，那么适合人类之间传播的毒株的出现只是一个早晚的问题。

　　尽管从目前的死亡人数来看，“因禽流感比因一般流感死亡的人数还少”，但顾江认为，政府需要向背景知识缺乏的公众详细解释，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