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艾滋病防治条例》开始正式实施（以下称《条例》）。上海法学专家在研讨中认为，《条例》中的不少内容都体现了对艾滋病患者的保护和尊重，但这些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规的规定存在冲突。因此，《条例》要真正得以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便要早日修订。

　　法律冲突明显

　　《条例》规定了各级政府防治艾滋病的责任，并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权利和义务。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市政协常委倪正茂提出，《条例》的实施使其与现有法律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如《条例》明确提出不得歧视艾滋病患者，但现有法律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性规定还有不少，如《警察法》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录用为警察，《公务员条例》规定艾滋病患者不能录用为公务员。

　　上海政法学院艾滋病法律研究中心的杨彤丹也认同“法律冲突”，她说，《条例》明确艾滋病患者有婚姻权利，而现行的《母婴保健法》依然规定，登记结婚要接受婚前体检，若被检查出相关传染病则在传染期内不得结婚。艾滋病就属于不得结婚的疾病，而且艾滋病一旦染上则始终处于传染期。

　　故意传播艾滋病刑事处罚力度不足

　　有关学者还提出，《条例》的实施需要其他法律的支撑。长期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杨绍刚律师举例说，现行《刑法》只规定患有艾滋病而卖淫者要受刑事处罚，而故意传播艾滋病有许多途径，如有的艾滋病患者出于对社会的仇视而向他人扎艾滋针，有的艾滋病患者故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但并非卖淫嫖娼，有的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还给他人输血等，这些都需要《刑法》进行修订。

　　最好出台细则

　　《条例》中不少概念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有关组织”、“不得歧视”、“公共场所”，《条例》中出现了不少概念，有关学者表示，要实施《条例》势必要对这些概念加以明确。因此，《条例》实施细则需要早日出台。

　　上海市社科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国美提出，要防治艾滋病，其核心是反歧视，《条例》也明确了对艾滋病病人不得歧视的原则。但“歧视”的概念需要加以明确，歧视行为需要加以界定。《条例》明确“有关组织”要在艾滋病防治当中承担相应责任，但“有关组织”具体何指？指工会、妇联、共青团，还是指民间组织？她认为，应当鼓励民间组织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来。

　　上海市社科院艾滋病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周丹也提出，现实当中，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病人歧视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不对歧视行为加以界定，防止歧视的保护途径也便难以明确。《条例》还规定，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应当依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定期进行相关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经营者应当查验其健康合格证明，不得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这里所说的“健康检查”是常规体检还是必须包括艾滋病筛查？实际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理解上的问题。

　　参加研讨的计时俊律师则提出，《条例》明确，艾滋病病人就医时应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但这一规定缺乏机制保障。